在德意志历史上，对于“帝国”的认知及其造成的各种心态，是其国家定位发生转向的重要动力。

神圣罗马帝国

对于德意志人而言，帝国的最初印象来自罗马。凯撒北征高卢时，为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蛮族（德意志人正是其中的几支部落）带来了极具震撼力的皇者之风。随后一千年间，罗马皇冠成为欧洲各大民族的争夺对象。当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终于在公元962年从罗马教皇手中抢过这顶皇冠时，德意志首次与“帝国”这个身份紧密相连。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的模仿之举：自称“奥古斯都”，后采用凯撒之德语译名“Kaiser”（即皇帝）；定国号为“罗马帝国”，12世纪后改为“神圣罗马帝国”，以此与教廷抗衡；以武力开疆辟土，到11世纪中叶最盛期，德意志人的统治区域北抵北海和波罗的海，向东扩展到波西米亚，南方覆盖今天的意大利，西面掌控洛林地区，当时在位的亨利三世因此被称为“上帝在地球上的总督”。

然而，任何帝国都有兴衰周期。尽管德意志人的帝国之名直到1806年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方才消失，但帝国之体早已在16世纪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中变得千疮百孔。1356年的《金玺诏书》旨在排斥教皇对德意志事务的干涉权，但在实践中却弱化了中央权力，推动了诸侯邦国分立制度的形成。1517年启动的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乃至三十年战争，把德意志送到了权力纷扰的火山口，内部裂痕继续加剧，帝国疆土遭到分割。正因如此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才以戏谑的口吻，讽刺德意志人的国家名不副实，“既不神圣，也不罗马，更非帝国”。

德意志帝国

即便如此，德意志人的帝国幻想却未曾在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中消褪过。一批浪漫主义者致力于把帝国历史神圣化，如文学家诺瓦列斯说，“德意志特性是同最强大的个性混杂在一起的世界主义”，政治学家亚当·米勒呼喊道，“这种伟大的欧洲民族的联邦制……将披上德意志的色彩；因为在所有欧洲机制的伟大、根本与永恒之处，都体现出德意志色彩”。1848年革命终于让民族统一的呼声超越了“文化民族”的自信心，但“帝国”却依然没有退出德意志人的政治视野：1867年奥地利德意志人成立了奥匈帝国；1871年普鲁士构建起德意志帝国。

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风起云涌的背景中，以民族统一为名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很快显示出自己的扩张野心。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麦的稳健外交，以“争夺阳光下的地盘”为名，在亚洲、非洲、太平洋范围内四处出击，并最终酿成世界大战。在这一追求“世界政策”的进程中，从知识精英到普通德国人都沉浸在“非自由主义”（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·斯特恩语）的精神氛围中，以“臣仆”（德国文学家亨利希·曼的小说）的姿态欢呼帝国的每一次扩张之举，甚至还把世界大战美化为“英雄与商人之战”。

魏玛共和国

1918年11月，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仓促落幕，取而代之的第一个民主体制——魏玛共和国——却依然生活在强大的帝国文化阴影之下。这个新国家的官方名字仍然是“Deutsches Reich”（意为“德意志帝国”，中文为区别1918年之前的情况，一般译为“德意志国家”），从总统、总理到内阁、法律都被冠以“Reich”之名。被誉为“魏玛宪法之父”的普罗伊斯在国会中表示：“‘Reich’这个词、这种思想与这种原则，对于我们德意志民族而言，具有一种特别深层次的感情价值。我相信，我们不会答应放弃这个名称的。”这种神化帝国的做法自然得到了保守派知识精英们的推进。1923年，范登布鲁克完成著名的《第三帝国》一书。他鼓吹成立一个“共和性质的帝国”，要求“兼并奥地利”，最终“应当自德国入手重建堕落的欧罗巴世界”。

“第三帝国”

10年后，希特勒实现了德意志人重建帝国的历史愿景。早在《我的奋斗》中，希特勒就要求建立一个“民族帝国”。这个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三个帝国不仅把历史上的失地夺回来，而且还一再动用战争的形式来掠夺更多的生存空间。到1941年，它所控制的区域已数倍于1933年前的德国本土面积，约占欧洲陆地面积的7%。此外，它还一改此前维系多民族共存的帝国治理模式，采取了极端种族主义的屠戮手段，把六百万犹太人送进焚尸炉。

战后重新确认身份

物极必反。当德意志人的帝国幻想在纳粹统治下达到巅峰时，其后招致分割的命运也由此注定。在1945—1991年间，德意志人不得不面对被盟军分区占领、进而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残酷现实。“帝国”之后，德意志人甚至失去了民族国家这一当时流行的政治身份。不仅如此，无论是帝国的历史还是历史上的帝国，都遭到了学术清算：推崇“帝国”的普鲁士学派被视作“德意志特殊道路论”的始作俑者，受到了左翼历史学家们（如比勒菲尔德学派）的猛烈攻击——后者认为，前者既低估了神圣罗马帝国分权结构的意义，即多元民主远胜于集权专制，又试图掩饰“德意志帝国”扩张意图的恶果，甚至推延人们对“纳粹帝国”种族屠杀加以深刻反思。在此影响下，试图建立“德国之欧洲”的帝国观不再受到热捧。

与此同时，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，德国找到了另一种发展目标：“欧洲之德国”。从煤钢联营到法德和解，直至《罗马条约》，（西部）德国沿着阿登纳提出的“欧洲的希望在于欧洲联盟，在于联合的欧洲”这一思想坚定前行，与在“欧洲防务共同体”和“欧洲政治联盟”等议题上踯躅不前的法国形成了鲜明反差。

欧洲的德国

突如其来的统一，再次让德意志人面临国家定位的挑战。究竟是延续传统的帝国形态，还是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？这一次，德意志人战胜了“帝国”诱惑，仍然坚持“融入欧洲”的做法。后来担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的菲舍尔曾提出“‘欧洲优先’必须仍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”这种主张，并得到了多数高层政治家与普通民众的认可。在2001年的德国民调中，74%的受访者认为本国“可以吸取历史教训，以便不再犯从前的错误”。

当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联合趋势一再加强时，会不会出现一个德国领导下的“欧洲帝国”呢？从最近的金融危机来看，这种担忧的确有其合理性。在欧元区中，唯有德国经济一枝独秀，德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中。但是，如若我们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力挽狂澜、坚持维护欧盟的立场，甚至还在6月5日表示“为留住英国而愿意修改欧盟条约”，便不应对新德国的国家定位心存疑虑。如同英国学者齐隆卡所言，“作为帝国的欧洲”是把共和制、多元性与普世性结合在一起，那么属于这种“欧洲帝国”的德国也不应再有咄咄逼人的称霸意图。

刚刚去世的德国文豪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·格拉斯曾发明新词“昔今未”，旨在把过去、当下与未来三种时间扭结在一起，以此揭示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都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不自觉行为。在过去一千多年中，德意志人对“帝国”的美化、幻想或批判，事实上正是寻找国家定位的准备。从“德国之欧洲”转向“欧洲之德国”，德意志国家定位的重大转向提示各方：与时俱进地吸取历史教训、摆正国家心态，才有可能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，重塑自我形象，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真正捍卫者。